什么叫国情？这包括食物加工方式、生产消费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进出口贸易等等。比如有的食品我们既不生产也不进口，或者这种食品我们的膳食结构中微乎其微，那制定相应的标准就毫无意义。再比如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欧美人的主食是面粉，因此我们为吃的比较多的大米制定了比欧美还要严格的指标。例如《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05）对大米镉的限量是0.2毫克/千克，在2012年修订该标准时依然维持了这一限量，而国际标准是0.4毫克/千克。

 

媒体报道中经常看到“某某物质在国外禁用，而中国却允许使用”，于是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落后，不能保障消费者健康。其实我们也很容易找到“某某物质国外允许使用而我国禁用”的例子，比如面粉增白剂、莱克多巴胺（一种瘦肉精）、硼砂。因此单纯的比较标准的数量和个别指标的适用范围是意义不大的。

 

标准在满足保护健康的前提下，高低取舍主要考量的是经济和贸易因素。在WTO的规则下有一个重要原则是“非歧视性”，简单讲就是不能“宽于律己，严于律人”，对待国内食品和进口食品不能用两套标准。当然，更不能把在本国超标的产品出口到标准更宽松的国家，同时也不能人为设置贸易壁垒阻止国外产品的进口。比如去年曾经出现的茶叶农残超标事件，由于欧盟基本不生产茶叶，他们在WTO规则下可以制定极为严格的标准，保证进入欧洲的是最好的产品。因此本质上这并非食品安全问题，而是贸易问题。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消费者总是希望制定更严格的标准，风险当然越低越好，但是好食品是有成本的。如果标准严到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都跟不上，那市场供应就要出问题，我们就要饿肚子。如果十几亿人向国际市场张开大嘴，恐怕食品价格的上涨是国民无法承受的。欧美的食品生产比我国富足的多，居民收入也比我们高得多，因此他们也更有“资本”制定更为苛刻的标准。

 

随着国力增强和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越来越重视参与国际食品法典（CAC）工作。目前中国是CAC下属两个重要分委会的主持国，一个是食品添加剂分委会（CCFA），另一个是农药残留分委会（CCPR）。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比如大米中砷限量的国际标准就是由我国专家牵头起草的。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充分肯定。

 

标准总是要向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标准的“国际接轨”是指制定标准的原则、程序和科学依据要符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一味要求标准的数量与数值与国际标准的相符。

 

（本文作者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流部副研究员，博士）